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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赵四看着窗外飞掠的山影，“那会儿的口号是‘靠山、分散、隐蔽’。”

    “所有的工厂、研究所都搬进山里，车间建在溶洞里，实验室挖进山腹。”

    “苦是真苦，但没办法，国家需要。”

    车在傍晚时分抵达县城。

    再往前就没有像样的公路了，破破烂烂。

    他们在县招待所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换乘生活区派来的吉普车。

    那是辆老旧的北京212，帆布篷破了几个洞，但发动机声音还算有力。

    开车的司机小刘是生活区的子弟，二十出头，话很多：

    “赵工！马书记听说您要回来，高兴得一晚上没睡！”

    “让我一定安全把您接到！”

    “路好走吗？”赵四问。

    “前两天下雨，有点滑。不过放心，我天天跑这路，熟！”

    车离开县城，拐上一条更窄的土路。

    路况果然很差，坑坑洼洼，吉普车像船一样颠簸。

    两边是陡峭的山坡，长满了茂密的杉树和竹子，偶尔能看到一两只松鼠在枝头跳跃。

    空气变得湿润，带着泥土和植物的清香。

    赵四看着窗外。

    六年了，山还是这些山，树还是这些树，但路边的电线杆多了一些。

    偶尔能看到新建的红砖房，墙上刷着白灰标语。

    “这几年变化大吗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“大！”小刘兴奋地说，“通了高压电，晚上不摸黑了。

    “建了卫生院，有个头疼脑热不用跑县城了。”

    “学校也扩建了，新盖了两间教室。就是年轻人都想出去。”

    这话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。

    赵四没接话，只是看着窗外。

    他知道这种心情，建设者把青春献给深山，却希望下一代能走出去，看看更大的世界。

    这矛盾，真实又无奈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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